9月是許多國家的開學月,本該迎接嶄新學習旅程,但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最多青少年選在每年9月1日自殺,那天是每年第二學期開學日。當地非營利組織終結霸凌領航(Stop ljime! Navi)副代表須永祐慈直言,這些不幸源自壓力大,而「遭受霸凌」是其中一大壓力源。
日本絕非特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調查,全球約每3名學童,就有1人曾遭校園暴力或霸凌。台灣霸凌事件同步攀升中,教育部統計,近3年校園霸凌通報件數都逾千件,去年雖逢新冠肺炎疫情伴隨的停課,同學間少了實體接觸,通報量仍達1,942件創新高。
國內對校園霸凌議題的討論,始於2010年催生首部霸凌法規的桃園市八德國中案。今年初,一名台中市豐原高中學生疑遭校方不當管教,一年半內被記超過20支大過、小過和警告,最後選擇輕生,讓霸凌關注度再攀高峰。
家長在乎霸凌的程度,更是遠高於12多年前。國教行動聯盟過去半年在多縣市辦理霸凌防制座談,就連平日場次都曾爆滿,累計逾600人參與。民意促使政府跟著關注,今年8月,教育部舉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國際校園霸凌防制會議,邀日、韓學者遠道而來,齊聚共商解方。
《親子天下》採訪超過30位霸凌防制專家,多人談到捲入案件家長最常說的話,也不約而同說,「這不是霸凌,什麼才是霸凌!」和「我不說這是霸凌,學校就不理!」
究竟什麼是霸凌?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描述,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做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生理、財產上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進行。
教育部歸結構成霸凌的四要件,包括以言語等樣態侵害他人、持續發生、故意為之,及對他人造成精神、生理、財產上損害。
比起社會、職場,校園尤其是霸凌好發地點。台中市黎明國中專任輔導教師羅丰苓分析,學生心智不如大人成熟,再加上教室隱私和自由度低,身材特徵、生活習慣全攤在大家眼前,且不能自主選擇班級。台灣上學時間比多數國家長,但每節下課時間短,學生易憑第一印象記住彼此,比如胖的、成績好的、衛生習慣差的,少有機會認識同學不一樣的一面,這些都是校園霸凌成因。
網路成戰場:改寫校園霸凌新樣態
網路也正改變霸凌樣貌和複雜度。「過往將霸凌分成肢體、言語、網路等類別,但現在幾乎所有通報人,舉出的佐證中,一定包含社群軟體對話截圖,」關注校園霸凌議題的台北大學橄欖枝中心計畫主持人、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林育聖直言,網路霸凌已成常態,不再是單一類別。
網路不只改寫霸凌分類,還常模糊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界線,讓傳統霸凌現場中,「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的三角關係更複雜,加深霸凌案件判定和調查難度。
兒童福利聯盟研發組督導邱靖惠提到,有些學生上課被霸凌,晚上在虛擬世界,另組對話社群「公審」霸凌者,一天之內就從被害者變加害者。在此趨勢下,霸凌調查人員常得花更多時間釐清「到底誰欺負誰?」拉長調查時程。
網路也延長受凌時間。邱靖惠觀察,手機、網路成多數孩子必備工具後,很多霸凌從現實世界延伸到網路,受凌者白天在校被排擠,下課後在網路上遭言語攻擊,「形成永不休息的欺負,」她形容。
同時,虛擬世界人際距離遠、可匿名等特性,讓霸凌行為更加嚴重、兇狠。經常處理兒少司法案件的士林地方法院少年調查保護官吉靜如指出,多數兒少在實體知道不該打人,但換到網路上,因為可以匿名,不少人以為「留言罵同學,不會出事」便口無遮攔,殊不知警察只要詢問社群平台和電信業者,就能掌握每個暱稱背後的真實用戶。
許多軟體協助使用者快速修圖、改圖,又再開創另一種常見霸凌樣態。吉靜如愈來愈常接到類似案件,像是有人擅自把同學的大頭照,和香爐圖片拼在一起,邀請其他同學上網「拜」他。她提醒,製圖者以為這只是好玩,其實已涉及侵害肖像權。
事發時:受凌者不求助、旁觀者不挺身
無論線上或實體霸凌,「不說話」是目前現場最大因應難題之一。多位專家指出,捲入事件的受凌孩子,不一定願意開口求助;為數最多的旁觀者,也不見得挺身而出。
林育聖曾分析103到110學年全台校園霸凌通報統計,國小階段的學生對學生霸凌,以肢體霸凌為大宗,國、高中則都以言語霸凌為多。而根據學生所填的校園霸凌問卷調查結果,國小生遇各類不友善行為,求助比率最高,而後隨年級增加而下滑。
整體而言,無論遭言語、肢體或關係不友善行為,求助率都約5成,等於每2人只有1人求助。面對這緘默的半數,兒盟中區社工處主任黃鈴雅分享,她入校宣導時,都要求孩子建立緊急通訊錄,列出遇任何事都可以打且想打的電話,鼓勵事發時以求助取代無助。
日本則推動「旁觀者教育」來改善現況。須永祐慈建議霸凌旁觀者可以做4件事,包括提供庇護,成為被害者盟友;多人團結,向學校通報;勿跟著起鬨,最好還能轉移話題;動筆幫忙記錄現場狀況,也寫下自己的感受。日本已設計一記錄表格,指引學生該觀察、記錄哪些細節。
須永祐慈強調,身處霸凌第一線的通常是同學,而非老師、家長。強化旁觀者的正向功能,能終結受害者的孤單,同時建立及時通報架構,在黃金時機解決事件。
事發後:家長傾向以法律解決教育問題
若孩子捲入疑似霸凌事件,向學校檢舉並爭取調查機會,或許是許多家長認為能獲取正義的方式。
但霸凌實況是否如家長想的嚴重?林育聖用數據說明:近5年校園霸凌通報件數中,年齡最小、家長介入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小階段,增幅最高。而從學生自評問卷來看,自認遭不友善對待的比率持平,顯示「霸凌感受度」並沒有增加太多。家長眼中的校園,似乎比學生認定的險惡。
在傾向以類司法程序處理校園霸凌案件的氛圍下,「有些案件,學校都還沒調查完,受害家長就已提告疑似加害的未成年學生,」吉靜如從自己的工作崗位,旁觀到家長們的氣憤。「再這樣下去,學校恐怕變監獄,」林育聖透過這道比喻表達憂心。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正經歷上路以來二度大修,教育部在本刊截稿日前預告的最新草案,一口氣大增16條條文,強調預防的重要性,同時細膩化霸凌處理程序,盼情節輕微案件,改以調解取代調查,以溝通取代懲處,且規劃「一次性的嚴重網路、肢體衝突」適用新準則辦理。
這樣的修法方向,會將校園霸凌處理導向教育和輔導,還是讓學校、當事人在事發後,花更多時間在程序中?
推動反霸凌教育政見的台北市議員苗博雅,常接獲孩子捲入霸凌的家長陳情,盼了解學校處理流程。她說自己是法律人,了解程序正義重要性,但也中肯評析,「雙方家長都覺得自己孩子委屈,而霸凌除了需要程序, 更重要的是事後輔導與支持。」
兒盟執行長白麗芳也提到,草案新增的多數條文,都聚焦霸凌處理細節,易讓大眾以為類司法程序能解決問題。但學校是教育場所,更該做好的輔導工作,卻只增列兩條文來宣示。她呼籲教育部更重視輔導面向,如修《學生輔導法》來增加資源。苗博雅同樣認為,縣市政府應在兒童專業輔導諮商資源上投入更多。
一位不具名高中校長另從程序執行者角度觀察,霸凌案件受家長關注、標準難掌握,多數學校為求謹慎,無論修法結果如何、情節是輕或重,可能會傾向一律走調查程序,且盡量全數委託外部委員審理,以免被質疑不公平。
多縣市教育局處則說,草案取消對校方受理、調查結果提出申復制度,霸凌、受凌者若不服判定,只能在最終結案時,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新規還沒上路,已預見陳情案爆量,希望教育部協助擴充人力來消化。
在霸凌處理業務恐更繁多、輔導配套尚未入校前,家長能先做的是好好溝通。研究校園霸凌議題的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陳利銘分析,霸凌兩造家長試圖約出來理論一番,甚至相互提告,孩子只會覺得爸媽搞得太複雜,這類複雜的事,與他們無關。而當孩子無感,全權交給爸媽處理時,不但學不到問題解決能力,也難根除霸凌。
他建議,與其找對方家長,不如找學校老師共商改善方向,因為他們才是每天接觸孩子、能給予幫助的關鍵角色。林育聖也說,學生遇不友善行為,最常向同學求助。但向老師求助者,事件獲解決的比率,高於其他兩者。
談到更全面的校園霸凌解方,林育聖強調霸凌和人際脫不了關係,建議爸媽教小孩評估自己所面臨的人際危機、培養解決衝突能力,及建立正確數位禮儀和網路安全觀。
畢竟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多數學生即便經歷衝突,仍要回歸原班過群體生活。家長從旁支持孩子交朋友,而不是幫他們樹立更多敵人,才可望從最根本處,終結霸凌這道日漸棘手的難題。
*《親子天下》128期:同理.包容 終結霸凌(2023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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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的校園霸凌通報數字屢創新高,霸凌不僅影響兒少身心健康,也會導致拒學、閱讀成績變差等負面現象,每年9月的開學季更是許多受凌孩子的惡夢。
本期《親子天下》 雜揉法律、心理等多元觀點,談生活中「微歧視」如何演變成霸凌,及網路與兒少生活密不可分後,為何會加劇霸凌嚴重性?透過清晰圖表與專家、素人的經驗談,呈現當前霸凌樣貌。最後提出5大通往友善校園的解方。
邀請所有家長及教育工作者帶著孩子與學生,跟著《親子天下》9月號一起啟動通往友善校園的微行動,打造快樂學習安全友善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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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9, 2024 at 09:56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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