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家辦公被勒頸致死：工傷認定需回歸事實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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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當事人遇害是否與履行工作職責有關，是當地有關部門處理這起工傷申請的難點。
疫情期間在家辦公時遇害，算是工傷嗎？日前的一則熱門新聞，引發公眾對此問題的討論。
據媒體報導，6月18日，黑龍江大慶市自然資源局女員工柴媛在家辦公時，被一男子入室用數據線勒頸致身亡。被害人家屬認為柴媛應被認定工傷，其單位也同意協助申報。大慶人社局先是表示柴媛不屬於工傷，后稱已受理申請，但目前還沒有結論。
歸結起來，公眾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一是在家辦公時，家算不算工作場所？二是因刑事案件遇害，能否認定為工傷？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個偽問題。受害人所在單位要求員工在家上班，受害人接受單位安排在家辦公，也有相關證據證明當天她的確在家辦公。在此情形下，將「家」視為工作場所並無異議。
第二個問題才是真問題。《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了應認定為工傷的七種情形，第一種情形即「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
這裏清晰地給出了認定工傷的三個基本要素：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就該案看，工作時間、工作場所這兩個要素，柴媛已具備。
但其遇害的「因」，從目前的報導看，還不能確認是她「履行工作職責」。
以湖南新晃「操場埋屍案」受害人鄧世平為例，鄧世平老師是在履行其工作職責過程中，得罪了學校工程承包人而慘遭殺害。現在鄧世平已被當地人社局認定為工傷，這合法合規。
柴媛被害和鄧世平被害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後者是因其職務行為而起，前者與她的工作還未建立因果關聯——至少就現有信息而言是這樣的。換言之，眼下得確認，當事人柴媛是否是因「履行工作職責」而遇害。
也因此，進一步確定柴媛遇害是否與履行工作職責有關，就成為當地有關部門處理這起申請工傷事件的難點。
由於當事人已死亡，這其中的難度顯然不小，也成為考量當地有關部門行政智慧的難題——既不泛化也不收緊理解，理應成為有關部門即時校準的原則。
應當說，法不外乎情理。工傷保險本就是情法交融的制度設計。一方面，工傷保險為職工撐起了一把「法律傘」，使職工在遇到工傷時能夠迅速且方便地獲得理賠，而無須再捲入耗時且費力的仲裁或訴訟中；另一方面，工傷保險又有其相對固定的保障範圍，它畢竟不是一個萬能險，什麼都可以往裡裝。
我認為，在工傷保險補償之外，也應有其他社會保障和政府保障舉措，可化解柴家痛失親人的困頓。
在網上，很多人認為工傷認定不應太「保守」，並將此事跟之前的很多爭議性案件——如「廊坊法官在家寫判決急病身亡，市人社局不認定工傷遭法院駁回」、「長沙一女子值班期間遭性侵，市人社局不認定工傷遭法院駁回」等進行打包解讀。
這番觀點本身並無問題，也反映了民眾的現實訴求：對工傷確實不宜「收緊式理解」。但不收緊式理解，不意味著要泛化理解，而是要拿捏好寬嚴有據的平衡，該認定就認定。說到底，工傷認定，最終要回到事實與現行法上來。
□王琳(法律學者)
"事實" - Google 新聞
September 01, 2020 at 11:0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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