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台灣成為另一個世界冠軍。在美國中情局（CIA）近日公布的全球227個國家與地區的生育排行榜上，過去的亞洲四小龍全部都在倒數前五名，其中，台灣更是倒數第一。
我是三個小孩的媽媽，很自然地會從媽媽視角來看這件事。對我說，這個數字引發的提問是：「為什麼沒有人想要當媽媽？」
身為媽媽，那種錯綜複雜的情緒
在台灣，當媽媽幸福嗎？這個問題，當然要先問過已經當媽媽的人。
12年前，我從全職工作辭職，回家陪伴三個小孩後，就創立了鼓勵媽媽閱讀的粉絲頁《媽媽悅讀基地》，以及關照媽媽財商的社團《幸福財女讀書會》。近日，我帶著心中的疑惑，對社團及粉絲頁的媽媽們發出問卷，了解當今媽媽的心情及困境。
為了要收集更多媽媽的意見，我也串聯了兩個媽媽社群。一個是為媽媽提供教養援助的《小村子》社團（由四個小孩的竹科媽媽高雅雪創辦），另一個是為媽媽提供重返職場管道的社會企業「得人資源整合公司」，想要了解更多媽媽對母職的評價。從近500份回函中，我慢慢看到在台灣身為媽媽，那種錯綜複雜的情緒。
既幸福又恐懼
一方面，養兒育女帶給媽媽很明確的幸福感。在被問到「當媽媽至今，您的幸福感有多少？」時，從0（不幸福）到100（很幸福）的指標中，中位數達到80。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媽媽們，享受陪伴孩子長大的過程。
但是，為這份幸福籠罩陰影的，是那些不可逃避的經濟壓力，以及對自己生涯中斷的恐懼。以台灣的現況來說，一旦因為育兒中斷職場生涯，許多媽媽們再也回不去自己專業的職場，成為永遠被困在家裡、卻心懷職場的專業幽靈。
之前我參加過一場關心「女性重回職場」議題的說明會，由社會企業得人資源整合公司主辦。從2016年之後，創辦人蔡淯鈴一直推廣「女性重返職場」。她是我認識的朋友中，最了解這件事的人。在說明會中，她提出了一系列的圖表，從中看到的事實是：
在台灣，不論哪一個年齡層，擁有專科、大學、研究所學歷的女性都比同齡男性多。從學校畢業進入社會初期，男性和女性擁有工作的比例差不多，都超過90%。但是，從25歲以後，台灣女性擁有工作的比例，就一路往下滑落，與男性差距越來越大。女性因育嬰而申請留職停薪的人數也比男性高很多，甚至可以高到12倍。合理推估，有許多女性因為家庭因素離開職場後，再也回不去了。
以上這些事實，跟台灣的生育率有關嗎？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近年的調查證明，在全球37國成員國中，對家庭／女性友善的職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比較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的國家，生育率就高。北歐各國（如丹麥、冰島、瑞典），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都名列前茅，女性工作到65歲是很正常的現象。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韓國、香港、新加坡、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雙雙吊車尾。
在這樣的數字中，我開始好奇，台灣媽媽究竟在想什麼？
養一個孩子超過500萬
這次問卷中有一個問題是，「養一個孩子要花多少錢？」結果，公認的數字是「超過500萬台幣」。也就是說，像我們家這種三個小孩的家庭，在小孩可以獨立生活前，至少要準備1,500萬。
但在台北這樣的都會區，數字甚至更高。我有位媽媽朋友，有兩個小孩，她從17歲就開始記帳至今。她說出多年來帳本反映的現實：
我們家的兩個孩子讀公立學校，有上一點補習班，假日通常參加戶外活動，花費不多。伙食部分我們都自己開伙，買的是超市一般的食材……這樣一個台北家庭總支出，不含房貸（有的家庭可能是房租）及投資儲蓄，一個月平均下來大約8—10萬。兩個孩子養到20歲20年，這樣總共1,200萬—2,400萬，平均一個孩子600萬—1,200萬。
我的狀況不是有錢人，只是一般台北天龍國無任何父母金援或支援的中產階級家庭。也因此，現在愈來愈多的離婚家庭，無論單親爸爸或單親媽媽，真的真的很辛苦……
其實我自己也記帳記了好幾年，我知道她講的是事實。以這樣驚人的花費，在台北，沒有雙薪實在太吃力了。
也因此，提供給女性的職場工作機會，對養兒育女的意願關係重大。即便如此，對於養兒育女的恐懼還是揮之不去。不是因為陪伴小孩不幸福，而是因為，把小孩養大之後，自己可能面對拮据的下半生。
奇怪的是，我碰到的媽媽很少談到錢，大概是大家都認命了。但是，恐懼並沒有消失。任何人都會想到，當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與金錢養育、栽培小孩，挺過城市的高房價或高房租之後，往後我的退休金還夠用嗎？尤其已經失去職場退休金庇護的全職媽媽，該怎麼辦？
育兒之後，可能面對貧窮的未來
這種恐懼並非空穴來風。比台灣更早邁入少子化、超高齡化社會的日本，現在正面臨著越來越多銀髮女性走入貧窮的現況，而這些貧窮女性最後選擇棲身的地方，是女子監獄。
在日本，65歲以上的女性獨居老人，有一半生活在貧窮中（男性只有29%）。因為年金只能支持最基本的生活，有些阿嬤想吃得好一點，只好去超市偷食物，常常因此入獄。如今，日本的女性監獄受刑人，平均每五位中就有一位超過65歲。因為監獄提供免費的伙食和醫療照護，還可以存下年金，所以，有48%的阿嬤級受刑人出獄之後會再想辦法回來，因為監獄已經被她們視為養老的天堂。
因為國情不同，日本的情況也許不一定會如實在台灣重演。但是，老年時的生活品質，無疑跟錢有關。像植牙這種自費醫療，一顆就要六萬元以上，其他的醫療費用以及老年照護品質，也多數跟錢有關。目睹長輩如何老去的媽媽們，不可能完全不在意。
我有一個朋友說，她的阿嬤一生節儉，但在去世前那十年，因為阿茲海默症需要有人24小時看護，結果在最後那十年，阿嬤每天都在養護中心度過，總共花了1,000萬。另外一位朋友的母親在77歲那一年因車禍成為植物人，子女悉心呵護，臥床18年，最後在95歲高齡去世。對子女來說，這後面有多少的財務壓力和心力交瘁，實在是一言難盡。
也許，媽媽們就是看到太多真相，才會有如此大的、關於財務的恐懼。因應這樣的恐懼，政府能做的其實很明確，就是修法打造更友善的環境，迎接媽媽們回到職場，重續生涯，增加收入，累積退休資本。
許多人以為，不用出去工作的媽媽，都過著貴婦般優渥的生活。實際上，在台灣，那些因照顧孩子，回不去職場的媽媽們，在家裡過得如何呢？
無價的母愛，有經濟價值嗎？
事實上，就算是在家照顧長輩或小孩的媽媽，也依然在辛勤的工作，只是，長久以來，這些工作並沒有被列入國民生產毛額（GDP）當中。加拿大主計處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結果十分驚人：這些無償工作佔了30.6—41.4 %的GDP。
我不禁在想，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把台灣家庭的每一位長輩都送去養老院，每一個孩子從出生開始就送到托兒所，台灣的GDP就能戲劇性的增加三到四成。然而，這樣真的是家庭之福嗎？
政治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國富論》，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觀點。他認為，我們在晚餐桌上能吃到豬肉、麵包，能喝到佐餐酒，不是因為屠夫、麵包師父和釀酒人的善心，而是因為他們的「自利」，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提供這些服務。這種集體的自利形成了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了市場經濟。
但在亞當斯密這樣深刻的思考過程中，有一個環節似乎被忽略了。是誰替亞當斯密去市場採買，然後幫他做好晚飯，讓他可以在飯後，吃飽喝足，好整以暇地繼續思考關於經濟的大問題呢？
瑞典晚報的總主筆凱特林．馬歇爾（Katrine Marçal）在所著的《誰替亞當斯密做晚飯》中，找到了答案：亞當斯密終身未婚，大半時間都跟母親住在一起。所以，為他煎牛排的人，是他的母親。也就是說，亞當斯密有晚餐可以吃，除了受惠「看不見的手」之外，還有一顆「看不見的心」，那是來自於母親的愛與照顧。
「我們通常不認為無報酬的工作和經濟有什麼關係。家務事也被排除在經濟學分析之外。它被隱形了，被認為是用之不盡的自然資源，因此沒有價值。」凱特琳說。在這個由「看不見的手」運作的世界裡，來自母親的愛所提供的服務，因為無價，所以最後反而變得沒有經濟價值。「看不見的心」固然高貴，滋養生命，但卻對現代經濟，沒有帳面上的貢獻。
這樣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在家照顧家人的媽媽，在有些家庭裡因為「沒有拿薪水養家」，經濟上顯得弱勢。走出家庭後，則常常被社會視為「沒有在職場工作，與社會脫節的人」，受到莫名的歧視。韓國小說改編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金智英在當媽媽後離開光鮮亮麗的職場生活，回家成為全職媽媽時說：「有時我覺得很幸福，有時我覺得被困住了。」有一次她忙完家務，推著嬰兒車在公園喝咖啡喘口氣，被路人輕蔑地說：「真好啊～我也想這樣悠哉地花老公的錢。」在韓國全職媽媽被視為吸乾老公薪水的「媽蟲」。
在台灣有這樣的情節嗎？說自己「被困住」的媽媽，到底是被什麼困住了？我認為，除了被家務、被社會的不認同所困，另外一個是家裡的人際關係。
2020年8月，台灣有一位36歲的女性，在臉書留下「我的婆婆殺了我」，留下兩個稚子，上吊自殺。在死者的最後一則臉書中，揭露與婆婆在同一個屋簷下相處的種種痛苦，這則新聞經過媒體報導後，激起台灣女性的悲憤。一位女性因此在公民發聲的JOIN平台提出設立「姻親專法」的主張，提議「禁止姻親以話語、行為及傳統習俗干涉婚姻雙方當事人，落實婚姻自主權及婚姻內人權」，其中特別列出禁止干預的範圍包括「未來規劃、居住地、家務、工作、日常作息、生活習慣、休閒喜好」。
我看到那張從「未來規劃」到「休閒喜好」都可能被姻親議論的清單時，不禁想著，這是怎樣被扭曲的日常生活？如果是在三代同堂的家庭裡，我碰到的媽媽朋友，幾乎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版本的故事，即便情節輕重不同。
全職媽媽困境：無處可逃的姻親關係
在姻親家庭的人際關係中，作為媽媽的女性，通常也必然是「媳婦」的角色。在觀念傳統的家庭裡，媳婦是弱勢的存在。通常家族長輩會期待媳婦生育，讓他們可以抱孫子，會期待媳婦幫忙家務，但論到日常溝通，媳婦最好是「有耳無嘴」，罵不還口。換言之，對於某些傳統的家庭長輩，媳婦扮演的只是家族傳承後代的工具人而已。
正因為如此定位，所以，當家族中的下一代出生時，孩子的地位反而凌駕母親，直接受到長輩的關愛和管轄。有人會問，現在是什麼時代了？台灣還有這種事嗎？去年那位自殺的36歲媽媽，以自己的生命告訴眾人：「有。」
也有人說，那就不要跟父母同住，小家庭自己搬出來就好了。但就如同問卷所呈現，養兒育女花費龐大，對一個在都會區的家庭來說，即使是雙薪，要額外付出房貸或房租都是額外的壓力，要換取自由的空間，並不容易。
全職媽媽有滿腹委屈，但上班媽媽也是備受煎熬。韓劇《未生》中，以優異工作表現、晉升業務主管的媽媽說：「職業婦女就是罪人，對老闆是罪人，對家人也是罪人，對孩子就更不用說了。」一語道盡工作媽媽的艱辛。
不論是全職媽媽或工作媽媽，這些願意受苦，把孩子養大的媽媽和家庭，養育每一個孩子，在三餐、服飾、住房、交通、教育、娛樂的消費累積超過500萬。小吃店因此有了客人，學校有了學生（老師因此有了工作），捷運或公車有了乘客，車商有了買主，電影院有了觀眾，旅行社有了顧客，市場和大賣場有了人潮。這些積少成多的消費，餵養了許多產業鏈，讓更多人有工作機會。而養成的孩子，如果不要走偏，他們往後會成為台灣下一代的人才，在各行各業工作，貢獻自己的能力和時間來服務別人。
建立互助的經濟生態系統
這些孩子也是台灣下一代的納稅人。從20幾歲找到第一份工作，到去世前的那一年，他們終其一生都會繳稅，以此支持國家的教育、基礎建設、醫療、國防支出。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
但如果少子化的狀況持續下去，人口紅利就消失了。未來將面臨的是：小吃店找不到客人，超商找不到店員，學校找不到學生，警察局找不到警察，軍隊募不到新兵，醫院找不到醫生和護理師……，那樣的未來，會是如何呢？
許多人擔心AI會搶走自己的工作，我認為，如果不好好面對少子化的議題，未來台灣的各行各業會有更多人因此失去自己的工作，因為我們下一代的顧客，根本沒有出生。
除了政府和企業能夠一起打造對母職友善的環境外，重新看待「為了照顧家人」所花費的時間，甚至把這些時間，轉換成新的「互助貨幣」，或許也是一個解方。1995年，美國法學教授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個「時間銀行」，這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主張每個人貢獻「為他人服務的時間」作為資產，可以在一個互助的社會網路中與人交換。換言之就是：我今天為人服務，未來當我有需要時，可以有人為我服務。
目前，各國時間銀行大多應用在長者的探訪或照護。隨著目前虛擬貨幣越來越多元，從比特幣、乙太坊到狗狗幣（Dogecoin）各有主張，說不定，未來終於有人決定建立一個平行的「互助經濟生態圈」，以「助人時間」作為新貨幣，從目前的資本主義金錢系統中逃生。這樣，未來的世界首富，不一定是擁有最多金錢的那個人，也可能是花費最多時間照顧別人的那位，而這位「時間富翁」，可以透過交易這些時間，得到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
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就算是亞當斯密的母親，她花了一輩子時間，照顧終身未婚的兒子，最終，堅守母職的她，不用倚賴孩子的孝順，也仍然能夠安享晚年，而免於貧窮的人生吧。
（※ 作者：丘美珍，曾任經理人月刊總編輯、數位時代編輯總監，現為自由作家。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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