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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19屆六中全會引發關注，會議被普遍視為是為鞏固“習近平時代”，提升黨的控制，為明年二十大召開做鋪墊。會議焦點、將審議通過的歷史決議出台的意義，對“六四”等重大事件會如何敘述引發猜測，旅法學者、法國蓬德瓦茲大學教授張倫先生接受本台電話採訪談他對此的觀察。
報道稱此次為期四天的六中全會被為“重量級會議”，為什麼如此受關注？
張倫：我想所有人對最近這幾年、尤其是這一年多來因為疫情帶來的各種各樣內外衝擊都有最直觀的感受，中國肯定是又到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折時期，明年又有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在修憲之後能否順利地保障自己的權位、中國如何面對巨變的世界和內部的格局，我想在這一局面下開這個會，對於習近平、對中國、對中共當然是有其重要性，同時可能也牽扯到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因此這個會當然是比較重要的。
會議的重頭戲，是審議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即所稱的第三個歷史決議， 為什麼是現在要着墨歷史，出台這個“歷史決議”？ 而一般據指六中全會往往是聚焦意識形態和黨建工作。
張倫：這個當然是和二十大相關，與意識形態當然也是有其內在聯繫，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個決議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現在我們看得比較清楚，儘管官方在不斷地宣稱習近平思想的重要性，統一思想等，但是中國社會、共產黨其實是瀰漫著一種非常迷茫惶惑的心理狀態，要通過這樣一個決議來進行內部的思想整合，同時進一步給習近平的歷史地位，包括下一步可能的繼續執政來尋找一種理論上的依據，我想這個時候通過這個決議，從中共、從習的角度當然是有其內在邏輯的。
您預計這個決議會在哪些重大歷史問題上有突破性的描述嗎？
張倫：坦白說我最近對中共的事情沒有給予太多關注，其實道理很簡單，這樣一個基本的邏輯、基本的態勢決定了不到了一個所謂內外矛盾、各種各樣因素積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是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的，所以我也沒有給予太多重視。但是這個會可能確實是有其重要性，這裡所有的問題肯定是圍繞着習的地位、習的執政來展開的，這一點我覺得他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提法出來，從最近幾年的宣傳可以看到，不外乎是擡高習近平的歷史地位，如果擡高習近平的歷史地位，我們看到習最近幾年的做法，有相當的一部分是否定鄧（鄧小平）時代的做法的，這個決議如果這樣提升，那麼某種程度上是會貶低鄧，也就是說與當年通過第二個歷史決議某種意義上說，可能會有一些相悖的、至少在暗含的邏輯上會相悖、相反、相矛盾的提法出來，這些我想不外乎是為了鞏固習的權力、地位、中共的權力、地位做準備、做鋪墊的。至於說這個決議能不能真正地解決中共所面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中國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以我這樣一個觀察者的角度看，我是不抱任何期望的。以最近幾年表露出來的各種信息看，我覺得他們有相當一部分是倒行逆施，在“走回頭路”，比如說搞個人崇拜、強化對中國社會的控制、限制各種各樣人的自由和創意等等，所以，從這些角度考慮，我不覺得這個決議會真正地為中共、為中國的未來開出一番新的境界、新的天地出來。
不少討論提到對六四等歷史事件的評述， 有些分析認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會保留鄧小平對文革是“十年浩劫”、六四是“動亂”的定性，但有可能對當年學生參與六四“採取一種更和緩的描述方式”，而另一種看法則是認為會有比之前更強硬的表述，您傾向於哪種觀點呢？
張倫：對文革的評價和對六四的評價是根本不同的、兩類性質的事情，對文革的評價如果是緩和了的話，那隻能是災難性的。而這幾年其實是在不斷緩和，一直在說文革是艱難探索當中的一個問題，最近稍微又有一點往回收，這方面如果軟化的話只能是更糟的事情，文革是對這個民族的一個真正災難，到今天為止，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還在承受着它留下的某種“後遺”惡果。
如果對六四採取更軟的評價，當然我們希望看到如此，但是我也不覺得在現在這個背景下會出現這樣的可能性，我覺得大概率出現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強硬的一些看法，因為我看不出來它現在有什麼樣的特殊原因，怎麼會這個時候會突然間會對六四有軟化的說法，我看不太出來這種可能。當然如果出現、我希望我是錯的，但是我看不出來有這種邏輯，是不是人們還是出於有更多這種期望，在做這種猜測，如果按照中共現在、習現在近幾年執政的風格、立場的話，對六四會是更強硬的一種態度，我覺得這方面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會議召開前中國官媒高調宣傳習近平偉人形象，被普遍解讀是為習近平繼續擔任中國黨政軍最高領導造勢。因此大會的召開被視為是為明年中共二十大連任第三個任期做準備。 其實2018年的修憲已經為習近平連任總書記鋪平了道路，他還有必要做這些宣傳和鋪墊嗎？
張倫：當然還是有了，因為畢竟中共（領導人）的任期，這是經了文革、經了六四這兩場巨大的災難之後換來的中國的一種進步，許多人經常忘記有一個具體的歷史背景，就是人們常常認為六四隻是犧牲，沒有贏得中國的一些什麼進步，其實鄧小平最後徹底地退下來，他宣布徹底地辭職，（把權力）交出去，這是跟六四的屠殺、付出這樣慘痛的代價有直接的關係的。他（鄧小平）是在六月份，後來又是在九月份，分別向中共的常委、包括第三代領導人開始交班，之後提出辭職。所以，這是巨大的災難換來的中國的這樣一個政治上的進步，使得政治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有一個基本的預期，就是中共建立了退休制，那麼現在習要把它改掉，我想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後果，將來我們會看到的，我們期望不出災難最好，但是這種可能會給中國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是巨大的。
習現在是兩任了，他要徹底地、如果讓自己繼續執政下去，他面臨的壓力、各方面的反彈還是會很大的，儘管他修憲了，人們也知道這樣一個意圖，但是真正做到這一步的時候，他還是要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安撫人心，讓人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所以我想這方面他做這方面的工作當然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說他改了之後，事情落實下來的時候就會很順暢。
您談到了有關人事，對於人事的布局，在會議召開前夕，一些重要高官落馬，包括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涉嫌“受賄”被逮捕，前副總理張高麗被曝性醜聞等，這些是否涉及到他的整個的人事安排布局？
張倫：一定會如此的，在二十大前一年半左右的時候，一定會出各種各樣的事情來，圍繞着二十大權力的交接、代際的更迭，因為 到二十大會有一些人因為年紀、是不是適合、“七上八下”這個規矩還要不要遵守等等，包括兩屆任期之後能不能繼續做下去，這些事情，牽扯到權力的分配、權力的繼承，在這之前，一定會有一個比較激烈的權力的爭鬥，這個權力的爭鬥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現在我們看到的比如說提到的孫力軍等人的事情，背後一定是有這樣一個邏輯在的，因為這不僅僅是牽扯到二十大的問題，還牽扯到二十大以後下一步執政團隊的組成和運作問題。所以我想如果不出意外，這個六中全會上，也許可能就會有一些人事的變動，或者至少我們能看出一些徵兆來，因為有些人如果二十大要上位的話，這個時候是一定要有所動作了，否則就來不及了，從組織上、人事上做調整可能就來不及了，所以這個六中全會重要，除了這個決議之外、包括習自己的連任安排之外，還有一些人事上的東西，我相信要不就直接宣布了，要不跡象就會表現得很明顯了，我想這是確定的。
就中國改革發展的現狀，張倫先生最後補充說：
張倫：中國幾十年，特別是後六四時代發展出來的模式，當然有它的成就一部分、高速增長的一部分，但這個模式本身就有的那種畸形、負面的東西，最近這幾年越來越顯現出來了，不平衡、不合理的許多問題都在加速顯現。這個是需要中國做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調整的，在這方面，我們看吧，他們會怎麼樣看待這些事情，做什麼樣的決策。但如果是按照過去這幾年的說法、做法，我個人是不敢太樂觀的，因為我們也看到這個結果是很不佳的，不敢讓人有任何樂觀，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各種各樣的、比如造成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現在都在逐一喪失，中國能不能很好地發展出一種新的生長模式？社會、政治能不能做政策上的調整？這些都是面臨很大的問題。官方這幾年實際上也在做一些嘗試，想做一些事情，但是這方面有很多的做法其實是有倒退的。
我自己過去就常有一個說法，就是：改革帶來很多的成就，但改革也浮現出很多問題，改革出現的問題應該是用更深刻的改革的方式去解決，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方式，那就是用不改革之前的那種方式、毛時代的方式來應付這些問題。我們現在看到基本上習這些年更多地是採取毛時代的、不改革的、之前的方式來處理改革出現的問題。中國的改革事實上是走了一半之路，最終這個改革能不能成功？歷史性地看，宏觀地看最後能不能勝利、成功？我們真的是要畫問號了。用過去我也常舉的例子，中國大陸一個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所說的，這是“半拉子改革”，我們走到了“半拉子”，這個“半拉子”能不能走下去？就是一個問題了。倒退的話，很可能最終會帶來很多很多問題，其實當年中共總理溫家寶在下台之前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你如果搞不好的話，幾十年改革的成就會前功盡棄，這是他當年說過的話，我想我們現在是存在着這個風險的。
感謝張倫先生接受本台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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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6, 2021 at 08:3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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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世界 - 張倫：新歷史決議不會真正為中共、為中國未來開出一番新境界 - RFI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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