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宥勝
西元1839年,清道光19年,那個寫出「茍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的林則徐站在虎門,眺望大海。隨後一聲令下,銷毀了19000多箱的鴉片。
林則徐為此還寫了一篇祭海文:「倘波臣之夙戒無聞,恐水族之豫防莫及。本除害馬,豈任殃魚,比諸毒矢強弓,會須暫徙,庶使殲鱗凡介,勿損滋生。」
林則徐也知道銷煙對海中的生物有害,不過「本除害馬,豈任殃魚」,為了不使大清的國祚亡於鴉片之手,也只能燔靈再拜,弔祭無辜。魚蝦之屬,愛莫能憐。
時間快轉到2021年,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社會主義的鐵拳「咚!」一聲的砸下來,把拿著手機玩著王者榮耀的孩子們砸的眼冒金星。
中國出臺了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嚴厲的遊戲禁令,未成年人一個禮拜區區三個小時的遊戲時間,彷彿從國際太空站都能聽到華夏大地上傳來的哀嚎。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
面對遊戲這個「精神鴉片」,中共視之若寇仇,惟願除之而後快。因此這次的「虎門銷煙」,來的就迅疾而暴烈。
中國的邏輯,基本上是緊跟著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走的。無論是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63 )還是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 1873),甚至是夏仙義(John Harsanyi, 1953),他們都支持「將整體效益最大化」的思考方法。若是我們請出《社會靜力學》的作者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他一定會舉雙手加雙腳贊成中南海的決策。
《社會靜力學》(1851)將社會想像成一個人,怎麼讓這個人的效益(Utility)最大化,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追求的目標。如果一個國家的希望,那些明眸皓齒的孩子們都把自己最美好的歲月拿來打電動了,這還得了,六經都不勤向窗前讀了,以後誰來研發導彈,誰來研究量子計算,誰來研究半導體啊?
為了一個強大的祖國,我們要拒絕所有的糜爛。
但我們應該讓孩子來為了大人的夢想負責嗎?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他的反烏托邦名作《美麗新世界》裡就如午後驚雷般的吶喊:
「但我不要舒適。我要神,我要詩,我要真實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
但我們時常會忘記,赫胥黎也曾從政府的角度提出這樣的詰問:「因為我們的世界不像奧賽羅的世界。沒有鋼鐵你就造不出汽車——同理,沒有不安定的社會你就造不出悲劇。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們很快樂,他們要什麼就會得到什麼,而他們永遠不會要他們得不到的。」
我們是在保護你們呀。政府非常的不解,難道這樣有錯嗎?
「實際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難的權利。」
「那好。」野蠻人挑戰的說:「我現在就要求受苦受難的權利。」這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裡最震撼人心的一段對話。
我們就不希望孩子錯過人生當中最好的學習光陰,不希望他們在最需要培養人格與價值觀的年歲耗費韶華在網路虛假的廝殺之上,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安定的成長,不行嗎?
國家在多大的程度上對人民的幸福負有責任?
如果可以用犧牲未成年人的遊憩活動換來他們更多的發揚奮勵,何錯之有?等到他們長大,自然會感激黨中央的溫溫舐愛。
今天有了孩子,明明知道吃麥當勞不健康,我們也應該「你有自由,你有善良,你有罪孽」,任憑孩子狼吞虎嚥,去承受真實的危險嗎?今天孩子在外面吸毒,我們是否也應該「我給你最後的疼愛是手放開」,隨他去也?
如果駕照要18歲才能考,遊戲憑什麼8歲就能玩?我們在多大的程度上,應該保持著哲學的冷靜?
曹丕在《與吳質書》裡就表現的很通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无不掘之墓也。」如果打電動能夠打到一個國家亡國,那麼問題一定不會只集中在遊戲之上。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政府規定每個禮拜五六日晚上8到9點一個小時的遊戲時間,對於那個時段剛好有事的孩子就構成了相對剝奪。而且,遊戲真的是鴉片嗎?這個可比性是從哪裡來的?就算不談民主,單論禁令本身,政府也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權利。
魯迅在他的《華蓋集》裡不無高明的調侃: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總時時刻刻想要逃走。
其實,在山林間,上有鷹隼,下有虎狼,何嘗比在人手里安全。為什麼當初不逃到人類中來,現在卻要逃到鷹隼虎狼間去?
或者,鷹隼虎狼之於它們,正如跳蚤之於我們罷。肚子餓了,抓著就是一口,決不談道理,弄玄虛。被吃者也無須在被吃之前,先承認自己之理應被吃,心悅誠服,誓死不二。
人類,可是也頗擅長於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們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絕頂聰明。」
如果遊戲可以提供一種更舒服的逃避,一種更刺激的一事無成,比起鼓足勇氣的飛蛾撲火,在激烈而疼痛的競爭當中力竭戰敗,我們有沒有沉入海底的自由?如果必然要選一種方法度過自己卑微而渺小的一生,為什麼我們沒有權利當一隻野鹿?
反正橫豎都要成為洶湧人海裡的一輾輕泥,難道我們不能保有最後的尊嚴:得到一個快樂的童年,嗎?如果玩遊戲是快樂的,我們難道不能尊重孩子的選擇?如果華夏大地上都是悶悶不樂的莘莘學子,他們加總起來的國家利益又有什麼意義?
晚唐才子王棨在《蟭螟巢蚊睫賦》曾有一句:「似菌朝生,不羨千春之壽;如蜩秋起,無慚六月之圖。」若是孩子們想要把自己的一生活的肆意且破落,活的陋室空堂,活的衰草枯腸,願意活的像朝菌,活的像蟪蛄,願意用生命中十八歲前的糜爛,去換兩鬢斑白時的後悔。若是他們願意如此,他們不能玩遊戲嗎?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我們有沒有權利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就算它可能會傷害自己?
刀爾登在他的書《鳶回頭》中說:「孩子並不會全盤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監獄,學校和街道也不是。 如果因為處處存在的強迫與誘導,有人將所有成長環境比喻為監獄,那也無妨,因為這樣的監獄有無數種,其間的歧異足以讓少年人擁有發展的自由。」
但成人世界,難道不是一座更大的監獄嗎?錢鍾書寫《圍城》,寫的就是這種無力感。對,一如《侏羅紀公園》裡的台詞:「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沒遊戲可玩的孩子總是能夠找到新的娛樂,然而,政府依然剝奪了一種可能性。這種對可能性的剝奪,仍然是對人權的侵害。
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歐盟的危機——關於歐洲憲法的思考》一書中寫到:「人權從一開始就被隱性賦予了某種東西:它在一定意義上就表達了人人具有同等的人的尊嚴這個規範性實質。而變化了的歷史情況只是將這種東西作為話題提了出來,令人意識到它的存在。」
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救贖。
我們的尊嚴,就是被尊重擁有打電動的自由。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米塞斯在《人類的行動》中說:
「自由主義就是一個具體的含義。它假設人們喜歡生大於死、喜歡健康勝於疾病、喜歡豐富勝於貧窮。它教導人們如何按照這些價值觀行事。」
米塞斯認為只要不去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權益,那麼我們就應該是自由的。玩遊戲並不妨礙任何社會中的其他個體,那麼人民憑什麼不能享受這種自由?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自由憲章》裡則為自由下了定義:「自由是一種不受他人武斷意志的強制的狀態。」
對中國來說,可笑的是,政府明顯覺得這侵犯到了它對未來的權益。如果孩子從小養成打電動的習慣,一路糜爛到長大,不好好讀書,那麼國家未來的發展就缺少了一大批人才的支撐。按照這個想法,沒有強大的國家,就沒有富足的社會,更沒有安全的個體,接著就會沒有......咕咕呱呱,滔滔不絕的中國夢,一路發生邏輯車禍。
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裡的自然狀態在多大程度上於現實世界中成立,這很難說。而且國家需要多強大?「強大」又是什麼意思?造出殲-31就是強大嗎?造出東風41就是強大嗎?一大批學生都來「報效國家」就是好事嗎?
「如果人們把情境界定为真實的,那麼它們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實的。」這是托馬斯定理 (Thomas theorem)告訴我們的事。當中國政府看玩遊戲怎麼看都是一種頹廢的時候,它就認為孩子玩遊戲必然會走向頹廢。這不過只是自我催眠和自我暗示。
問題是,這個因果關係怎麼來的?
聰明伶俐的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很討厭,他調皮的在《人性論》裡說:「當你斷言任何行為或品格是惡的時候,你的意思只是說,由於你的天性的結構,你在思維那種行為或品格的時候就發生一種責備的感覺或情緒。 因此,惡和德可以比作聲音、顏色、冷和熱,依照近代哲學來說,這些都不是對象的性質,而是心中的知覺。」
善與惡,都是主觀的判斷。你說打電動對未成年人有害,那只是你的觀點。
在這當中,朱光潛的意見尤其振聾發聵。在《談文學》一書中,朱光潛很堅定的說:「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生長在平原,你說一個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諒,但是你錯誤。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見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計得準確,你必須把世界名山都遊歷過,測量過。」
強國興邦真的如此重要嗎?北歐的孩子也玩《決勝時刻》,他們的生活沒有比較不幸。
「打遊戲是沉迷於精神鴉片」,這個推論是極其主觀的。這是一種價值觀,是被權力挾持的暴力。玩遊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腐化一個人,事實上沒人知道。
在布魯斯•胡德(Bruce Hood)的書《自我的本質》裡,他描述到:
「神經科學家吉姆·法倫(Jim Fallon)通過對大腦活動和基因的觀察,研究了造成精神變態的因素。一天,當他在對許多精神病殺人犯的大腦掃描圖像進行分類時,他發現他們似乎都有一個特點,即眶額葉皮層的激活較弱。
眶額葉皮層與微笑這類社會性行為有關,也是與道德決策和對沖動性反社會行為進行控制的相關區域。這一區域活動少的人,更容易表現出隨心所欲的性格和精神問題。
也許精神病患者是由於長了不好的大腦?」
根據現有的科學研究表明,人類的攻擊行為與單胺氧化酶(MAO)的產生有關,它會影響5-羥色胺和多巴胺的神經遞質活性。它會破壞前額葉皮層的信號,並與衝動性和暴力行為相聯繫。中國政府發現的許多遊戲沉迷與遊戲暴力行為,很可能都只是統計學上的概率問題。
沉迷於遊戲本身,甚至是沉迷遊戲後產生的暴力行為,會不會也是由一個人的大腦決定的?
你會沉迷就是會沉迷,會去做半導體還是會去做半導體
能不能夠幫助到國家這件事,首先,這要本人願意;再來,這也跟孩子從小獲得的資源稟賦有關。
家境殷饒的孩子,只要有良好的家教,電動玩到翻過去都還救的回來。中國大筆一揮,取消了孩子玩遊戲的權利,實際上是替個別家庭教育的失敗蓋上一層遮羞布。
而家庭教育的失敗又從哪裡來?山呼萬歲多年,把紫禁城的青石板都跪裂了。瞿秋白對中國的民族性曾經諷刺的說到:「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做奴才。」秦火蔓竄,文革的焚書坑儒使中國人喪失了最後一絲的獨立精神。所有人的人格都被緊密的貼附在國家機器之上,「遂許中共以驅馳」。
連自己教育都不知為何物的人,會知道怎麼教育子女嗎?比起禁止小孩玩遊戲,更可怕的事情是大人找不到足夠合理的理由勸說孩子停止。思考的懶惰,才是不自由的肇因。
最近被中共用社會主義鐵拳砸暈的高曉松曾經說過:「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與遠方。」
詩與遠方靠什麼支撐?靠的是不間斷的浪漫幻想。
莊子就很浪漫。莊子的名篇《逍遙遊》,上來第一句就是:「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那種《山海經》的幻想,在中國取而代之的是「不知道這能不能吃」的口水直流。
一切都是功利主義掛帥。既然玩遊戲沒有用,就不應該玩遊戲。這是典型的口腹文化,飽暖的重要性高過一切。
中國人應該問的,是為何中國就不能像日本的卡普空(Capcom)一樣做出《魔物獵人》?為什麼就不能像肯•萊文(Ken Levine)一樣做出《生化奇兵(Bioshock)》?為什麼就不能像戴維•文登(Davey Wreden)一樣做出《史丹利的寓言(The Stanley Parable)》?
中國的小島秀夫在哪?中國的宮崎英高在哪?
和禁止小孩玩線上遊戲比起來,更值得反思的難道不是為什麼中國的線上遊戲氾濫成災,而沒有人願意花費心思打磨遊戲的品質嗎?一紙紅頭文件下來,各部委一陣忙亂,這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封鎖線背後存在著更嚴重的結構失衡。
遊戲作為第九藝術,白金工作室開發的《尼爾:自動人形 (NieR:Automata)》裡有哲學的哀嚎,有沙特的抉擇和尼采的虛無,但中國有多少孩子知道這款遊戲?
不知道。還是《和平精英》好玩。
因此問題的關鍵,馬上呼之欲出了
為何中國的青少年會「沉迷」於網路遊戲之中呢?
因為有太多人無法找到在這個世界當中安放自己的方式。他們需要一本蔣勳的《孤獨六講》。在荒涼的原野上,枯藤、老樹、昏鴉。在一個崇尚競爭的社會裡,於血腥的廝殺當中落敗的一方唯一的精神歸宿就是遊戲。
問題不再是遊戲,而是中國可怕的「內卷」。所謂:「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尼采在《權力意志》中說:「只要我們信仰道德,我們就是在譴責生命。」中南海那充滿烏托邦式的,想要「矯正」未成年人價值觀的努力,不過是一種道德判斷。當孩子們終於都習慣了沒有線上遊戲的生活之後,那接下來呢?就是報效國家了嗎?
他們荒涼的精神世界,政府又提出了什麼解答?
這也是為什麼虎門銷煙只是近代中國百年沉淪的開始。因為問題從來都不是鴉片。
問題從來都不是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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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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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07, 2021 at 06:59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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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電動禁令就像是「虎門銷煙」——真正的問題,從來都不是鴉片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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