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常看魏晉文章，愈看愈喜歡，卻總在沒預計過的地方，遇上「文化大革命」。
《蘭亭序》誰都知道，名氣不是沒代價。《顏氏家訓．雜藝》有段話說王羲之，也可借來形容《蘭亭序》：「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書法太出名，反遮蔽了其文學與思想，令人忘其精粹。
《蘭亭序》記錄亂世中難得有天風和日麗，人才濟濟。文中寫過三次俯仰。首次出現，心境跟眼界一樣廣闊：「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趁著良辰盡情欣賞天地萬物。再來已沒那麼開朗，想到朋友相遇，「俯仰一世」，抬頭低頭，如此就過了一生。第三次，更是由喜轉悲，因為情隨事遷，快樂必然短促易逝：「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何況還有人生大限，虎視眈眈。
對王羲之及其同代人來說，政治如此兇險，家國與個人命運都難把握，可控制的唯有行出來時型一點、美一點，精力都放在那風度、言談、藝術。在《世說新語》的旁人眼光中，王羲之總帶幾分瀟灑，但從《蘭亭序》的主觀視角所見，永和九年這共聚飲酒作詩的一天，正反襯在作者對人生本質的無奈之上。
今回重讀最引發感慨的，卻是讀到啟功〈蘭亭論辯真相〉，由個人回憶側寫政治掛帥的年代，所謂學術，何其卑微。啟功說，四九後，「學術批評往往和政治運動攙和在一起，或者說政治運動往往借學術問題而發端」。先有五一年掀起政治波瀾的電影《武訓傳》，再有開啟文革的《海瑞罷官》。但啟功說，六六年有確定目標前，其實曾多次在其他題目上試探過，例如六五年發動對《蘭亭序》真偽的辯論。
文化常識告訴我們，現存《蘭亭序》並非真跡，而是摹本和刻本，但此處指的偽，則認為《蘭亭序》是智永託名之作，清人李文田早持此見，六十年代掌意識形態大權的陳柏達，則將一本附李文田跋的《蘭亭序》送給郭沫若。郭明白用意，做起文章來。因啟功曾寫文章說《蘭亭序》為真，某日就有中間人找他談話，鄭重說：「你現在必須再寫一篇關於《蘭亭序》的文章，這回你必須說《蘭亭序》是假的，才能過關。」
如你讀到這裡覺得一頭霧水，不知《蘭亭序》真偽跟政治有何關繫，很好，那時代的人也大概不會清楚太多。後來郭沫若著《李白與杜甫》把杜甫貶為「完全站在統治階級、地主階級這一邊」等，尚且據說緣於毛澤東不喜歡杜甫詩。但《蘭亭序》這回，門面說法雖是「以辨證唯物主義的批判態度推翻歷代帝王重臣的評定」，確實原因就難查證。這正是恐怖之處，趙高指鹿為馬不因愛馬，指狗仔為雪櫃也可，純粹赤裸權力展示，用非理性的誘惑使人屈從。
王羲之跟幾個兒子都是五斗米道教徒，包括次子王凝之，曾任江州刺史。後來江州來了一個新任祭酒，廿九歲，正是初進官場的陶淵明，後來才「不為五斗米折腰」。學者逯欽立曾說這「五斗米」不是一般指的微薄奉祿，而是「五斗米道」，影射的正是王凝之。
但重讀逯欽立文章的困難，在不知哪些話是迫於政治形勢所說。他的《陶淵明集》我有兩本，都由中華書局出版。新版在二零零六年，書前有一「重印說明」： 「舊版附錄〈關於陶淵明〉寫於一九七三年，是根據逯欽立先生按當時的政治形勢及政治要求給學生們講解陶淵明的講稿整理而成的，是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的產物，不能完全體現逯先生研究陶淵明的成果。」重印時根據逯先生家屬意見，將文章抽掉。
舊版出於一九七八年，「出版說明」末段則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無產階級新文化的重要保證」云云。這裡重提〈關於陶淵明〉不為貶損逯欽立，而在文中把「不為五斗米折腰」解讀成「折腰與否無非是地主階級內部的衝突問題」，總結陶淵明「自負自己的門第的高貴，從而表現出強烈的門第觀念」，無不令我想起啟功提起那回憶片段。
啟功說自知不配合無法過關，不得已寫文章說《蘭亭序》為偽，後來編文集時才刪去，可見古典文學在近代經歷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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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1 at 08:04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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